6月26日，北京11万初三学生完成了他们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的第一次大考。
长期以来，中考对于城里的孩子，意味着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而对于众多打工子弟来说，中考却往往意味着一场告别。按照国家教委规定，原则上考生须在户口所在地参加中考。因而，随打工父母进城读书的孩子们，中考之际往往不得不告别父母，孤身一人早早奔回原籍，准备参加考试，或者干脆弃考就此告别学业。
打工子弟求学之路的坎坷已是尽人皆知，其所受到的关注也在与日俱增。在这个夏天，当记者把目光投向这些孩子时，我们看到了一些新鲜和希望，但也同样看到多年不变、依然难解的困惑。
一次不参与正式录取的中考机会让师生们如此欣喜
在刚刚结束的中考中，北京蒲公英中学这所打工子弟学校的80多名初三学生，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因为这些孩子和北京籍学生一样，在京参加了中考。80多人的一个年级集体在京参加中考，为打工子弟的求学经历写下了新的一笔。虽然他们并不能参与正式录取，但师生们依然兴奋异常。
近年来，随着政策对打工子弟的倾斜关注，在北京正规中学就读的打工子弟有了在京参加中考的机会，但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规定，这些考生不能被中招简章中的学校录取。只不过他们的中考体检和体育考试结果，将作为考生办理高中借读手续的有效参考。
既然不能参与正式录取，参加中考又有多大意义呢？蒲公英学校的副校长胡淑英说：“对于学生们来说，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至少他们在北京学习一回，最终知道自己的成绩如何、名次多少。另外，在京参加中考，也让学生们在心理上有种平等感。”而这次考试更实际的意义在于，虽然打工子弟没有被纳入北京市统一招生计划，但有了统一的中考成绩，学校可以与一些高中和职业学校联系，为学生们争取继续学业的机会。胡淑英说，目前学校已经与陶行知中学，以及专门接收贫困打工子弟就读的百年职校取得接洽，两所学校表示，依据这次中考成绩，蒲公英的学生将有机会被学校录取。
以整班的集体形式系统完成初中学业，有针对性地进行中考备考，统一参加考试，由学校帮忙寻找录取机会，蒲公英中学学生的这次中考，将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当初我跟其他同学说我们可以在北京参加中考，他们还都不信呢。”来自河北的张天歌说。张天歌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名列前茅，读高中然后考大学是她一直的梦想。但因为张天歌的父母在北京新发地做批发蔬菜生意，之前摆在她面前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继续学业，就必须再度回到老家，离开父母独自求学。如今，她的脸上溢满了笑容，因为这次学校给他们提供了一直在北京学习、然后参加中考的机会。像她这样成绩好的有可能升入高中。如果得偿所愿，这就意味着她可以继续留在父母身边，在京进行三年的高中学习。
这些学生们即使有的能进入高中，毕竟也属于借读性质，是否需要缴纳高额的借读费用呢？胡淑英说，一旦学生被录取，蒲公英学校会号召企业和赞助商赞助一部分学费、录取学校减免一部分，余下的才由学生来交。
可以中考却难以升学希望背后难题犹存政策的放宽和蒲公英中学的努力，无疑为打工子弟点燃了求学路上的新希望，但这个希望要真的变成现实，却依然困难重重。
蒲公英中学的老师在欣喜之余，也清楚地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虽然他们与一些高中进行了接洽，但最终有多少蒲公英中学的学生能够顺利升入高中，他们现在心里也没底。胡淑英说，这很大程度上要看学生的成绩如何。由于打工子弟的流动性大，他们经常是半路转学，学习断断续续，中间落下很多课。蒲公英学校来自安徽的初三学生王冬梅的父母在北京做建材生意，她对记者说：“我小学的时候交了借读费在北京公立小学就读过，后来回老家上过一段学，但父母又觉得我一个人在家里不放心，初中又让我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读，在这边又转学……”频繁的转学，使得王冬梅学习成绩始终不理想，尽管经过蒲公英中学老师的辅导补习，她依然对这次的考试成绩缺乏信心。王冬梅的经历，是打工子弟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北京通州区七彩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王占海就说，他们学校流动学生的比重超过30%。
同时，胡淑英还说，很多打工子弟的父母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关注度较差，只求孩子上学离家近点，而对学校的教学质量并不十分在意。因为种种原因，许多打工子弟的学习基础较差，成绩和北京普通高中学生差着一截。在蒲公英中学，为了让孩子取得好成绩，老师总是一边给学生补习着小学课程，一边进行着初中课程，每天加班加点，师生都十分辛苦。
但相比于蒲公英中学，更多的打工子弟学校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许多打工子弟学校无法帮学生联系到愿意依据中考成绩接纳他们的高中。
北京自奋希望学校副校长孟兆斌说：“我们学校的初中生，前些年就参加过北京的中考，但考试容易，升学却难。前年我们学校的一个女孩，中考考了460多分，北京的许多重点高中分数线她都上了，但就是因为户口问题解决不了，只能望而兴叹。今年学校里还有一个男孩，成绩非常优秀，当听说自己无法通过中考获得录取机会后，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连最后的毕业考试都心不在焉，说自己反正也上不了高中，只要考个及格，拿个毕业证就行了。”孟兆斌还说，也有一些私立高中，以红十字班的形式，接纳过自奋学校的几名毕业生，并减免一半学费，但这种零星的公益帮助，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孟兆斌说，很多打工子弟其实也很优秀，关键是如何多给他们一些平等竞争的机会。赛伯学校的校长郑建国也说，我们学校去年曾有20多名学生参加过北京市中考，当年的成绩在昌平区名列前茅，学生及格率达到了100%。但由于无法被北京高中录取，只能再回老家去参加当地随后举行的中考。
七彩中学的王占海校长说，单纯地让打工子弟在京参加中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是有幸得到一些公益性的帮助，打工子弟即使考出好成绩，也要缴纳昂贵的借读费才能在北京继续自己的学业。而动辄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借读费，对一个普通打工家庭来说，实在难以承受。
更何况，在北京现在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打工子弟，因为种种原因，依然在没有合法办学身份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他们连“借考”的机会都难以获得，更遑论其他了。
办也为难，不办也为难打工子弟中学境地尴尬由于存在政策上、经济上的种种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在京的打工子弟来说，他们在初中读了一两年之后就要面临分流：一部分学习比较好有希望考上高中的就回原籍备考，一部分成绩平平或者完全没有希望升高中的就会选择北京的一些职业学校，或者干脆辍学随父母一起打工。
这种情况，使得打工子弟中学的办与不办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不办吧，许多打工子弟的家长希望孩子在北京有个上学的地方，多上一年是一年，不至于早早就孤身回老家读书或者辍学。但要办吧，因为学生无法在京参与正式中考录取，所以从初二年级一开始，学生陆陆续续要赶回老家参加当地中考，教室就会变得越来越空。因为学生流失严重，很多打工子弟中学干脆就不办初三。王占海说，七彩学校当初是应一些打工子弟家长的要求成立了初中部，但自成立初中部以来，就一直没有初三这个年级。而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易本耀也表示，他们初一还能接收到一些学生，初二便寥寥无几了。
这种分流不光影响着打工子弟学校，更影响着打工子弟的学业和成长。胡淑英说，打工子弟独自一人回老家参加中考，因为异地教育程度差异，流动人口子女回到老家很难与老家的教育教学方法相合拍，而且孩子回到老家，缺乏父母的监管，也显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使孩子容易步入歧途。
“随风飘曳，黄花地丁。四海为家，落地生根。”在蒲公英中学的一间教研室内的墙壁上贴着这样一幅字。“四海为家”，是这些打工子弟的生动写照，而“落地生根”这一希望，却还不知何日才能变成现实。
来源：农民日报 2007-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