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和6月17日即将离开的志愿者。
本报记者 朱嘉磊 摄
从市中心一路向南，大兴西红门镇北路寿宝庄村，蒲公英中学就坐落于此。从市中心到学校需要2小时，这条路，郑洪来来回回走了6年。她曾经是北京地质大学古生物的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2005年，她在年逾半百时回国投身公益，创立了北京市第一所被政府认可的农民工子女中学——蒲公英中学。
“农民工是这个城市不可少的建设者，出了力，纳了税，城市接纳了这些农民工的劳动，为什么不能接纳他们的孩子？” 在这样的理念下，郑洪坚持将蒲公英中学建设成为一所民办非营利性的公益学校，以低廉的价格，给农民工的孩子提供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我们学生的家长们多半是在建筑业或服务业谋生。考虑到他们微薄的薪金，而这两个行业又是向国家纳税的大户，应当认同他们不仅是首都重要的建设者，而且也是首都的纳税人。因此城市在欣然接纳了这些农民工劳动力的同时，也应当痛快地承担他们的子女的义务教育。 ——郑洪
350所打工子弟校竟无中学
就像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一样，蒲公英中学坐落在远离市区的城郊。校门外四周尘土飞扬，道路破旧，校门内却是另一番天地，干净的校园、具有艺术气息的壁画、活泼大方的学生，还有一群不同肤色和语言的外国志愿者。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大批农民进城务工，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近2000万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从那时起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成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主要渠道。 当时北京有40万农民工子女，有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但其中没有一所初中。由于户籍政策和经济原因，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公办中学是不可能的，很多在北京读完小学的农民工子弟就此失学走上社会，或者离开父母回到原籍继续念书。
这就是郑洪刚刚回国时北京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情况。
郑洪很少谈及自己的个人经历。她出生于干部家庭，从小家境优越，1992年她赴美前已经是古生物博士，北京地质大学的副教授。在美国经过多年的打拼，她除了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外，还深受美国公益慈善文化的影响。
在美国，郑洪参加了一个名为“Boston Care”(波士顿关怀)的公益组织，这个组织的服务对象是受迫害的妇女儿童、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艾滋病患者、残疾人等，志愿者大多来自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去社区做志愿者时，郑洪碰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教师。这位黑人女教师把大部分假期都用在了社区服务，每周花三天时间到老人公寓里给老人洗衣服，另外两天到为艾滋病病人准备食物的厨房帮助准备午餐。这种不求回报的义务服务精神让从国内出来的郑洪深受感动。
“这些志愿者就像党员找组织一样，无论工作调动还是家庭迁移，每到一个城市都会马上去找当地组织。”郑洪介绍说。
郑洪希望将这样温馨的全民公益文化带回中国，她在49岁时专门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学硕士，专业是非营利组织。
当她回国开始自己的公益“创业”时已经年过半百了。年龄不但没有让她的激情消退，反而让她感觉更加紧迫。“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曲折太多了，过了50岁要想再做事情不能只停留在表达良好愿望或评论社会问题的层次上。我想，如果不能做成一件实事的话，我就永远地闭住嘴，再也不去对社会问题评头论足。”郑洪开始为筹建农民工子弟学校行动起来。
蒲公英中学获政府认可
学校的校名很快确定为“蒲公英中学”，“蒲公英不被重视，却无处不在，蒲公英顽强，落地生根；就像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孩子。”郑洪解释，校名来自于一个由民间发起的公益项目——“蒲公英项目”。这个项目的操作者是一群高级知识女性，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Sarah T. Tandt、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小玮、“艺术家无国界”组织创始人美籍艺术家叶蕾蕾等。郑洪也是其中一员，她的想法获得了朋友们的支持。
为学校筹资的过程很顺利，朋友、发小、同学虽然大部分是靠工资吃饭的知识分子，但听到她的想法纷纷慷慨解囊。有位朋友从银行取了一笔钱正要去买房，郑洪找到他后，朋友二话没说把刚取出来的20万给了她。当时郑洪刚从国外回来，还不明白买房对于一个中国家庭的重要，20万，也许今年还能够付首付，到了明年就再也付不起了。时隔六年，郑洪想起朋友当时的鼎力支持仍很感动。
2005年5月，揣着40万的借款和捐赠，郑洪在一家开关厂的旧厂房开始建设她心中的公益学校——以低廉的价格，给农民工的孩子提供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蒲公英中学首期招生60人，每个学生一年学费680元，住宿费一个月50元，餐费6元一天，如果学生家里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减免。学校虽然简陋，但硬件和师资最大限度满足教育部门的标准要求。
学校的运营资金除少量学费外，主要来自社会捐赠。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捐助了2万美元建立了蒲公英中金教师发展基金；美新路公益基金会捐助了20万元人民币用于校舍建设；清华同方捐赠50台崭新的电脑，建起了计算机房……
随着资金支持和影响力扩大，学校办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2006年1月，大兴区教委下发了《关于同意成立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的批复》，政府认可了郑洪和她的学校。
提供最优质的教育服务
进入蒲公英中学的新生进行了一次摸底测试。60个学生中语数外三科及格的不足1%，平均分二三十分的学生比比皆是。“不是孩子不行，相反，我认为这些孩子能够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郑洪认为文化课的薄弱不能说明孩子的智商或素质有问题，是他们的课桌太不安稳了。
一些学生的日常行为也不尽如人意，刚开学的时候，学校里几乎每天都有突发事件，有打架的、闹事的，还有出走的。有个班级因为总有打架闹事被称为“大闹天宫班”。曾经在一个月时间内气走了3个班主任。
打架、闹事，学习基础差……老师们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忧虑：这些学生以后会怎样发展？学校能维持下去吗？
郑洪很坦然：“不要责怪孩子。他们从小跟随父母到处游走，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而这正是我们要教给孩子们的。”在她眼里，丰富的经历、苦难的生活阅历是这些孩子的人生财富，“我办这个学校就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
在郑洪的影响下，许多老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学校出现了一批甘于奉献的好教师。王妍老师在蒲公英中学负责“同一片天空”项目，主要是跟踪学校的毕业生离开学校的去向。
暑假“同一片天空“项目安排学校年满16岁的孩子去联通公司进行实习，王妍推荐了杨华文。因为表达能力不好，杨华文平常不爱说话，做事也不积极，还时常打架。由于参加实习的孩子们年龄不大，活泼调皮，也没有工作经验，有老师担心这些孩子做得不好，影响学校的形象。在临行前，王妍和班主任不断地为孩子们打气，鼓励他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杨华文到了联通后表现得很出色，3个月的实习期内他在同批实习生中业绩第一，工资也最高，最让王妍高兴的是，杨华文在做接线生后，不但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对客户的疑问回答条理清晰，心理也成熟了许多，打架的习惯改了，对生活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起来。
让打工子弟健康成长
郑洪对于打工子弟学生的心理素质极为重视， 打工子弟的可塑性很强，但他们需要好的引导方向。因为艰辛的生活和漂泊的状态，打工子弟学生心理上比城市的孩子更成熟，不娇气，但在潜意识里他们却更自卑，需要更多心灵上的关怀。为此，蒲公英中学专门聘请了社会工作者建立了心理咨询“爱心小屋”。
蒲公英中学从来不用“差生”来形容学生。学校对这些孩子有一个特定的称呼：“盘旋路”。郑洪说，与其他孩子相比，这些孩子不过是多绕两个圈子，但结果总是要往上走的。
郭婷婷是蒲公英学校初二年级的学生，她还有一个9岁的弟弟，父母在附近的一个工业区靠打零工赚钱。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蒲公英中学免收她的入学学费。2009年，音乐之帆少儿资助项目在蒲公英资助下成立了一支少儿交响乐团，免费为孩子们进行音乐训练，郭婷婷成为了第一批学小提琴的孩子，一个家境不好的打工子弟练习小提琴有太多的困难，但郭婷婷没有放弃。她说：“拉小提琴是我到现在为止做过的最重大的事情，如果我放弃了，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她说小提琴是自己力量的源泉：“当我第一次登台表演时，我心里很紧张，因为我知道下面坐着很多有钱人；但现在我不害怕了，因为我不再感觉低人一等。只要努力，我也一样会成功。”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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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61286686
原标题：郑洪 哈佛硕士50岁公益创业
创办北京第一家打工子弟中学——蒲公英中学
夏萌 《京华时报》（2011年06月20日 第c03版）
http://paper.people.com.cn/jhsb/html/2011-06/20/content_8505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