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和她的弱势群体优质教育梦
郑洪，一位取得博士学位、就读哈佛大学的旅美华人，年届50岁时毅然选择回国，在北京市大兴区一个院子里办起一所非营利性、全部招收在京农民工子弟的中学。
一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曾对郑洪说：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是解决这些孩子有书读，让孩子们不失学、能读上书就很好了。郑洪不赞同，她的目标是提供优质教育。
2007年的儿童节前夕，在北京邮电大学体育场，郑洪校长带着蒲公英中学代表队参加了一场趣味体育比赛。比赛倡导一种全新的体育教学理念，将那些占用较大场地、对抗性较强的体育项目比如篮球、足球等加以“变身”，分解为传球、拍球等若干个独立的趣味性动作。这既能缓解农民工子弟学校体育场所和设施匮乏的矛盾，又强调趣味性，有助于培养弱势群体学生的自信心。
参加这次比赛的学生来自北京18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据比赛组织方介绍，蒲公英中学是参赛学校中唯一由校长亲自带队参加的学校。学校精心挑选了参赛队员，他们不是某个体育项目的佼佼者，相反，他们是害怕、不愿参与这个体育项目的学生。学校希望他们通过这个比赛，感受到体育活动的乐趣，发现自己的优势、战胜自我。这与郑洪办学的构想相吻合。
“让孩子接受教育永远错不”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拐几个弯就能看到路边一座砖砌的三层小楼，这就是蒲公英中学。这所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学校是北京市第一所全部招收农民工子弟的中学，是第一所民办的非营利性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郑洪女士是一位旅美博士。
郑洪很少谈及她的个人经历。她觉得自己的经历并没有过多传奇色彩，她今天的事业只不过源于她一直想为祖国做一点实事。
郑洪从小家境优越，出生于老干部家庭。她曾是北京地质大学古生物系的副教授，取得博士学位。1992年赴美，49岁那年，已在美国打拼多年的她，决定攻读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就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她萌生了回国办学的想法。
形成回国办学的念头，郑洪归因于两点。一是有感于他人的帮助。郑洪刚到美国时，工作和生活上都曾面临困难。用她的话说，那个时候，有很多原本可以不帮助她的人，却都选择停下脚步来帮助她，而不是漠然地从她身边走过。这让她感触很深。
因此，在美国的几年里，郑洪一直热心公益活动。她每到一个城市都登记进行志愿者服务。她说，第一次到一个社区里为艾滋病病人做志愿者服务，在准备食物的厨房里她遇到了一位上年纪的黑人女教师。这位黑人女教师在假期中每周花3天时间到老人公寓里给老人洗衣服，另外两天来这个厨房里帮助准备午餐。她这样奉献自己，让郑洪深受感动。
从参与普通的公益活动到投身非营利性组织，郑洪的这一步跨越源自她结识了一位杰出的美国女性。弗朗西斯担任着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获得过美国总统勋章，郑洪和她成为莫逆之交。这段友谊对郑洪今后发展非营利组织，产生了很大影响。
回国办学的第二个动因在于郑洪对于光阴的感慨。因父母在”文革”中被关押，郑洪没能如愿升入大学。多年后她才有机会在她自己并不十分喜欢的微体古生物领域进行深造。这段经历让郑洪格外珍惜时间。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年届50岁的她，忽然产生一种为祖国做点实事的冲动。她认为，过了50岁要想做事情，就不能再浪费时间，不能只停留在表达愿望或批评、评价社会的层次上，而是一定要见到结果。
郑洪选择办学其实源自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在她看来，“让孩子接受教育是永远错不了的，而且不管最后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一定比不做好，所以我选择做。”郑洪最终决定为城市里的最弱势群体办一所学校。这个想法成熟后，郑洪确立了学校的两个原则，一是非营利性质，经费以吸纳捐赠为主；二是生源全部招收在京农民工子弟。
取得办学资质并非易事
办学的想法简单，但办学本身却绝非易事。2005年夏天，郑洪开始筹备办学。她将校址选定在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村里一家开关厂的旧厂房被她以每年30万元的价格租下来。她重新修葺了房屋，油漆了铁门。在学校的硬件设施上她做了如下描述：学校占地15余亩，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有教室20间，另有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实验室，还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学校有食堂供师生就餐，还有可容纳近250名学生的宿舍。
郑洪确定农民工子弟这个群体，当时的想法是想办一所专门的学校来填补在京务工农民工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空白。当时的背景是，北京已有数百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不仅几乎都是营利性学校，而且绝大多数都处于“非法办学”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约1．5亿农民进城务工，近2000万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从那时起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民办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弟接受基础教育的重要补充力量。在郑洪筹备办学的2005-2006年间，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据，北京市有近40万农民工子女，其中1/3就读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此类学校达到350所左右。
而另一个现实则是，在这数百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中，绝大多数学校都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在2006年7月整顿之前，北京市海淀区40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当中，只有3所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史柏年教授说，不少民办学校无法取得办学许可证，这和我国民办教育的法规有关。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例如体育场地应当满足200米（或以上）环形跑道和100米直跑道，以及篮排球场地、器械场地所需用地。这些硬性标准让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望而却步。
民办学校办学条件不达标，办学许可证就申办不下来，学校就处在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学生即使毕业也无法领取教育部颁发的毕业证书，无法以此为凭证就业。学校尚不合法，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高质量教育。郑洪不想让蒲公英中学陷入这样的尴尬中，因此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拿到办学许可证，让蒲公英中学合法。
然而这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据在学校成立初期前往采访的记者介绍，学校刚成立时，设施比较简陋，特别是住房紧张，师生住宿条件差，令做好心理准备来应聘的老师也感到不适应。
蒲公英中学为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学校的经费除少量来自学费外，基本靠社会捐助。郑洪将学校成立之初得到的捐赠铭记在心。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在中国推动志愿者服务的“美新路”公益基金会、北京“白领”女性组织等单位分别捐助资金，学校建起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实验室；清华同方企业捐赠50台新电脑，学校建起了计算机房。
随着资金支持和影响力扩大，学校办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明亮的教室、标准化的实验室、比较完备的师资力量，在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中算很不错的。在各方努力下，2006年1月，大兴区教委下发《关于同意成立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的批复》，郑洪如愿拿到了办学许可证。
“不让孩子们失学只是最基本的要求”
一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曾对郑洪说：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是解决这些孩子有书读，让孩子们不失学、能读上书就很好了。郑洪不赞同，她的目标是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提供优质教育。
自蒲公英中学开办，郑洪校长就确立一个原则，这个学校的目标决不仅仅是教农民工子弟读书识字。不让这个弱势群体的孩子失学，这只是办学的最基本要求。郑洪认为，蒲公英中学更要教给孩子们如何做人，如何自信而快乐地融入这座城市。
郑洪对于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极为重视，在蒲公英中学，学校专门为学生设立心理辅导员，这一点不用说在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即使是普通公立中学，也算是走在前面的。
弱势群体的孩子不好教，因为他们更敏感，更容易自卑。蒲公英中学教师周先娜曾发了这样一番感慨。她说，这些孩子的问题层出不穷，使我总陷入一种疲于奔命的感觉。我不时地鼓励自己，不要急，再结实的冰，只要用心，总会被焐化的。当我说：“你们要明白，我是为了你们好！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办？想想你父母养你们容易吗？”诸如此类的话早已让他们厌倦了。于是我又换了一种方式爱他们，在作业批语中有针对性地写下几句激励与提醒的话，没想到效果很好。
“打工子弟的可塑性很强，但他们需要好的引导方向。这些孩子在心理上、为人处事上比城市的孩子更单纯，但潜意识里，却更自卑。他们总认为自己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是边缘群体，小小年纪就随着父母四海为家，心灵上或多或少存在不稳定因素。”学校的心理辅导员孟繁荣说。
郑洪的理想是不断提升蒲公英中学的办学质量。现在学校拥有初中三个年级的办学规模，将来希望能扩展到高中和职业高中教育，并且在升学率等指标上稳居民办中学的前列。
但郑洪面对的困难也不小。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相对于硬件设施来说，师资建设更具有挑战性，也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普遍遭遇的难题之一。出于对高质量教育的执著追求，蒲公英中学提出的教师招聘条件是：具有普通高校正规本科学历。在京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这道师资门槛是立得比较高的，但这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留住招聘来的人才。蒲公英中学2005年秋季学期教师研讨报告分析学校优劣势时坦承，“教师待遇较低，福利待遇少”、“老师流动性大”。
蒲公英中学的教师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退休老师、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志愿者。除志愿者外，其他教师学校通过人才市场招募。蒲公英中学招聘的教师，从20多岁的热血青年到50多岁经验丰富的教师，基本上都具有正规本科学历，也基本上都是外地教师。据校方说，学校给出的待遇相当于北京其他打工子弟中学最高水平的1.5倍，但学校不能解决教师的北京户口。校方也认识到，尤其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样的待遇容易“引来金凤凰”却不容易让其安心落户。郑洪校长曾经说过，如果他们仅仅把我们学校作为进入北京的一个跳板，我们同样不聘用。
定位于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办优质教育的蒲公英中学，已经引起社会关注。史柏年教授评价说，目前政府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态度是，大力扶持与整治、限改和关、停、并、转相结合。精简开销和办学条件，办低质教育，并不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发展的趋势和出路。
无论如何，作为致力于为弱势群体子弟提供高质量教育开创者的蒲公英中学，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郑洪一直在努力，努力实现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优质教育的目标。
《民主与法制时报》本报记者 袁婷 (2007-06-25 B04版 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