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关爱不是同情,而是尊重”

–来京部分农民工子女心理状况调查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能够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享受着同样的教育。那么,他们的身心,是否和城里孩子一样健康成长呢?近日,笔者走访了北京市几家打工子弟学校,对部分来京农民工子女心理状况做了一番调查。

“我也想努力做个好学生”

小斌是石景山区某打工子弟学校初二的学生,采访时,他坐在校长办公室的沙发上,使劲地抖腿,好几次用沉默来应对笔者的提问。
一个小时前,他刚刚和一位同学发生争执,并被打倒在地。如果不是老师及时发现,可能又有一场恶战。
这个14岁的孩子,有着多数青春期孩子共有的特征:叛逆、好动。但与多数孩子不同的是,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困惑。“我不知道将来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转了3次学,学好学坏都无所谓。”
小斌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已有十多年,如今在海淀区开了一家小饭馆,整日忙于生意,无暇顾及他。
“我也想努力做个好学生,但实在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小斌说,“平时在家就是看看电视,或者去网吧玩游戏。父母没时间管我,妈妈一直说我是个坏孩子。”小斌不喜欢回家,他经常慌称上厕所而逃学,甚至夜不归宿。
该校校长说,不少学生害怕老师家访,故意把联系电话写错,出了问题,老师很难与家长沟通。
“当然,有些事情不能完全怪他们,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社会应该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来关爱他们,不能给他们贴上‘坏孩子’的标签。”

“要让他们建立自信心”

“不仅要让他们能上得起学,而且要让他们好好上学。”北京石景山区树仁学校校长赵生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赵生杰认为,农民工子女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单靠学校力量是很难解决的。一方面,他们流动性太强,不好管理,另一方面,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加之忙于生计,对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空白。
据统计,到2005年底,已有近40万在京务工人员子女在北京的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目前北京市已审批49所打工子弟学校为正式民办学校,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明确提出要“在收费和划拨公用经费等方面做到与本市学生一视同仁”。但笔者采访发现,部分农民工子女似乎很难真正融入城市。

蒲公英中学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打工子弟中学。笔者了解到,这里的一些学生把学校当成了家,而自己的家却不愿意回。“我生下来就和姥姥一起生活,12岁才和父母住,所以没什么话和他们讲。”一位初一女生对笔者说。
“很多孩子过早地承担了本不该属于这个年龄的责任,所以格外懂事。”该校美术老师张勇说,很多孩子一回家就要帮父母干活,几乎没时间学习。“虽然她们很自强,但同时一些孩子又非常自卑,老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我怕他们瞧不起我,所以不敢和他们说话。”初二的小清(化名)告诉笔者,她一年前在北京市区一所私立中学上学时受到一些城里孩子的排斥。“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穿的衣服很土,也不会用电脑……在那里,我就像一只丑小鸭,也没有朋友。但在这儿就不同了,因为大家都是打工子女。”
该校从事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孟老师告诉笔者:“农民工子女因为其生存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会表现出较强的自卑感,如果不及时调整,就有可能影响心理正常发育。此外,由于一直处于漂泊中,家长往往不能帮助他们树立长期的奋斗目标,因此很容易浮躁。但另一方面,艰苦的生活会培养他们的承受力,激发他们的责任感。我们应该针对这些特点对他们进行合理的引导,让他们建立自信心,通过努力学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大的关爱是尊重”

“最大的关爱不是同情,而是尊重。”蒲公英中学的郑校长说,“农民工子女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被平等公正地看待并尊重,而不是被当成所谓的‘弱势群体’去怜悯。我们的老师们一次又一次被学生们打动,就是因为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看到了自然、质朴、真诚、热情这些现代社会稀缺的品质。实际上他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复杂而艰难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他们比同龄人成长得更快,他们身上有很多潜能值得开发,我们的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受教育环境,让他们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

(本报实习生 师英 孙霞 2006-6-3  工人日报版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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