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女孩桂敬静。摄影/甄宏戈
2012影响中国 年度教育人物
获奖：蒲公英中学
提名：常青义教
获奖理由：
蒲公英放飞梦想，但根植大地。20多位商业、金融及法律领域的高知女性，本着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回馈社会的朴素意愿，用业余时间创立并维护了一块鲜为人知的园地——北京市蒲公英中学。这是北京市唯一一所专门面向农民工子女的公益中学，已默默坚持了七年。她们将学校命名为“蒲公英”，是希望这所学校成为一方饱含营养的土壤，为那些四处飘摇、蒲公英种子般跟随父母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子女，提供更多公平教育的机会，并使他们找到学习的乐趣、人生的梦想，以及奋斗的目标。
蒲公英中学：我们在做一件本分的事
蒲公英中学于2005年春季在北京市大兴区成立，是北京市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经政府批准的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非营利中学，8年间，共培养毕业生1342名。
本刊记者/王臣
近十年后，描述起走访北京打工子女学校的情景，郑洪仍然激动：教室窗户是纸糊的，门用木栓抵着，孩子们的手在冬季冻成了胡萝卜，常常一名老师要负责6个年级的课程……
“孩子们在这里只能完成扫盲，离义务教育的标准还差得远。”在过去8年中，郑洪和十几名社会精英层“娘子军”一起，创办了北京第一所专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非营利性中学——蒲公英中学，至今，仍是唯一。
郑洪被推举为校长。她喜欢与老师们分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故事：这个19世纪的瑞士人，38岁开始推进贫苦儿童教育计划，深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发展机能与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这个标杆一直支撑整个“蒲公英”团队，“不光要给这些孩子进学校的机会，而是给他们一个受好教育的机会，”年过六旬的郑洪挺直腰背，“办教育不应该是个短期行为，真教育值得往下走，也应该往下走。”
“值得做、不会错的事”
郑洪脸上总挂着和蔼的笑容，声音洪亮，习惯性地，她把所有农民工子女都叫做“咱们孩子”。
她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在美国深受公益慈善文化的影响。2003年，她从美国回北京后，加入了一个“娘子军”的朋友圈儿，这些人大多来自社会精英阶层，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夫人Sarah T.Randt，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小玮，“艺术家无国界”组织创始人叶蕾蕾，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合伙人郝荃等。
人至中年，事业有成，这些妈妈们都产生了共同的意愿：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之余回馈社会，寻找更多的人生价值，“岁数大了，不再有时间晃悠了，得做一件不浪费时间、错不了的事”。
郑洪提议，不如为打工子弟办所学校——打工子弟是身处城市边缘的穷孩子，义务教育又是必须要进行的教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本分?”
提议一出，没人反对。
此后半年，郑洪和中华女子学院老师张健走访调查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结果令人吃惊。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北京有50万农民工子女，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但没有一所初中。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小学毕业后，要么提前走上社会，要么与父母分离回老家继续求学。
2005年，“娘子军”们决定创办一所非营利中学，专收适龄农民工子女，郑洪被推举为校长。校址选在南城一家废旧的工厂里，她们最初去看时，院子里遍地是蒲公英花，饱满又灿烂。
学校就取名为“蒲公英”——蒲公英虽小，随风四处飘摇，但只要给它一块土壤，就能落地生根，如同农民工子弟的命运。“娘子军”团队顺势自称为“大蒲公英”。她们忙着改造学校、招生、不断“化缘”。凭着各自的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款项很快筹齐，桌椅、床铺，锅碗瓢盆，甚至纸和信封，都是募捐来的，她们还找到资源给学校捐建了简易的实验室。
筹备之初，20多个“母亲”每天开会讨论，回想起那段日子，她们觉得“像是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再次得到满足”。
“过了50岁要想再做事情，不能只停留在表达良好愿望或评论社会问题的层次上，”郑洪说，“我们有说到做到的能力。”
“蒲公英”就是大环境的缩影
理想总要面对现实。很快，“大蒲公英”就发现，学生的知识水平远不及她们的想象。
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读完小学六年，孩子们随父母漂泊，不断转学，最严重的六年内转学十几次。
“请用汉语拼音写出：我是蒲公英的学生。”第一年招生，100多个孩子里，只有两个人答对这道题;此后平均每年700多名学生参加入学考试，语、数、外三门及格的只有个位数，平均分只有二三十分。
郑洪觉得这个数字很可怕，“按700多孩子只有十几个及格的比例，全国2000万农民工子弟，不及格的有多少?”
农民工父母为了谋生，往往无暇照顾孩子;家乡小学与城里小学在课程与教育水平上的差距，使得他们无法融入新的学校;地域和出身的歧视，对城市公共设施的陌生，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还有的孩子为了分担家庭负担，小小年纪就打工了……
“这些孩子都心事重重，现实生活里的东西把孩子的心都装满了。”郑洪说。
第一个学期，请心理学专家给孩子上课，当被问及“你是否觉得自己很重要”时，一个班30多名学生只有3个孩子举手，并且只是“在爷爷奶奶面前，觉得自己重要”，其余孩子的感受都是：被冷落、忽视，排斥，灰溜溜。
对北京，他们也没有好感。老师请他们用一个词形容北京，答案是：小、脏、没有绿色。
在郑洪看来，他们不仅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心态也是城乡结合状态，“办学校面临的困难，绝不是开了学校的门，让他们来读书就能解决的”。
那一刻，郑洪觉得，学校成了一个观察社会大环境的窗口：从孩子们的状态，可以深刻感受社会的状态;通过孩子们的感受，她们也在反思，这个城市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烙印。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
学校首先做的是努力克服孩子对城市生活的陌生，并建立起自信。
所有老师都要对新生家访，了解家庭情况、生活处境，并记录在册;全校学生定期游览北京：长城、圆明园、博物馆……孩子发现，北京挺漂亮，公园里也有绿色，博物馆里的好多东西，他们都没见过;“大蒲公英”还想到，要培养孩子的各种兴趣，才能帮他们发现自己，建立自信。
绝大多数老师都住校，和孩子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他们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感情弥补了学生很多社会心理的需求，学生觉得有人关注他，自己值得努力，有价值。”郑洪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
化学老师高丽君大学毕业后到校任教，最初只是出于理想主义，但6年后，她无法放弃这份工作，更多是因为和孩子们建立的感情，以及从中找到的特殊成就感。
她的一个学生曾是全校出名的“问题生”，初三以前，所有科目不及格，还打架、骂脏话、欺负同学。初三这一年，新增了化学课，从零起步，高丽君一点点教起，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第一次年级考试，这个学生及格了，他兴奋得举着卷子，在教室里狂跑，撞见高丽君，一下抱住她，高声喊着：“我及格了!”
他爱上了化学课，每堂课都听得认真，高丽君鼓励他用同样的劲头学习其他科目，半年后，这个学生的各科成绩有了质的飞跃。
值得欣慰的是，蒲公英中学的大多数学生，都在向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努力。
第一届毕业生参加北京市中考的及格率只有66%，如今，这个数字已稳定保持在90%以上;2012年，全校毕业人数158人，94人在北京或回老家读了高中，56人上了职校;8年中，还有一名蒲公英毕业生成功获得了UWC世界联合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挪威深造。
说起这些，郑洪坦然地笑起来，“就打翻身仗的力度来说，我不知道有谁比蒲公英的孩子更厉害。”
但是，这所非营利中学如何长远地走下去，以改变更多农民工家庭命运，郑洪仍不是很有信心，“社会和政策对农民工子女的偏见仍然很大，对政策有决定性作用的人，距离流动儿童群体太远，他们应该走近些，看看其中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孩子们需要什么。” ★
2012-12-27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81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