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偏僻的城市角落，北京市唯一的一所非营利的农民工子女中学——蒲公英中学，坚持了7年。这些跟随父母背井离乡的孩子，原本被冷落、忽视，但在这里重新认识了自己，不仅获得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还拥有了人生的梦想和奋斗的目标。
蒲公英中学的操场上，玩单杠的男生。
本刊记者/王臣（文）、甄宏戈 （摄影）
北京西南五环外，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
城市蔓延到这里已经有些无力，公共汽车要慢腾腾两个小时才从城市中心摇晃到这里。虽然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北京市，但这里的一切都和城里不同，低矮破旧的房屋，坑坑洼洼的道路两旁，只有零星的路灯。在这里生活的人，绝大部分是附近的新发地批发市场的菜农或菜商。
这里通常被叫做“城乡结合部”。事实上，寿宝庄不只是城乡结合部，还是大兴区和丰台区的交界处，就连住在这里的人，也称此处为“三不管”地界。
只有一处格外不搭调。大铁门上满是五彩的涂鸦，蓝天下开满了花朵，门柱用碎玻璃拼的马赛克粘满了，绿草、黄花，在冬日阳光照耀下，万花筒般熠熠生辉。
这里是“蒲公英中学”——北京市唯一一所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中学，并且是非营利性的。在这个城市偏僻的角落里，这所学校已经坚持了七年。
蒲公英落地
学校不起眼，它的创始人却都来自社会精英阶层，而且是清一色的“娘子军”。
7年前，这个由20多位高级知识女性自发组成的小团体不定期地举办聚会，其中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夫人Sarah T.Randt，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小玮，“艺术家无国界”组织创始人叶蕾蕾，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合伙人郝荃等。
这些“母亲”一直在讨论是否能做些公益事业，不要太大，但要持久。想来想去，最重要的，还是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当时，将近52岁的郑洪从美国回国，她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并参加过美国的一些公益组织。加入这支“娘子军”后，她提议，应该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郑洪和中华女子学院的老师张健用了近半年时间在北京走访打工子女学校，调查学校地点，学生数量，办学人背景，学生受教育情况，所学课程等。
结果让她非常吃惊，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北京有50万农民工子女，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但没有一所初中。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在小学毕业后，即面临着要么提前走上社会，要么与父母分离回老家继续求学的选择。
郑洪还发现，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大部分是营利性的，为了保证收益，必须超低成本运作，许多学校的教室窗户是纸糊的，门用木栓抵着，冬天孩子们的手冻成了胡萝卜，一个老师负责6个年级的课程，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孩子们在这里只能完成扫盲，学会加减乘除，但离义务教育的标准还差得远。
帮助农民工子女改善教育的提议得到了“娘子军”成员的赞成。她们本来的计划是，与一两所现有学校协商，提供资金和咨询等服务，没想到竟然找不到一家。没人能理解当时这些人的新观念，对“非营利性学校”模式闻所未闻，更没法接受“财务透明”的条件。
直到2005年初，这条路还是没能行通。娘子军们于是决定，干脆自己办一所非营利性中学，专收适龄的农民工子女，郑洪被推举为校长。
学校的名字定为“蒲公英中学”。蒲公英虽小，随风四处飘摇，但只要给它一块土壤，就能落地生根，像极了农民工子女的命运。这20个人的娘子军，也因此有了名字：“大蒲公英”。
2005年4月，校址选定，大兴区寿宝庄的一所废工厂，郑洪第一次来就拍了板。当时这地方虽然只是堆砌着碎石和残砖的废墟，但空荡的长方形空地、三个大厂房，收拾一下就能改成操场、教室和宿舍。那时院子里，遍地是饱满的蒲公英花。
第一年租金是32万，场地改造费50万。“大蒲公英”成员开始四处“化缘”，凭着各人的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款项很快筹齐，郑洪的一个朋友甚至把准备买房的20万都借给了她。“几年之后，等我还他，20万连三分之一个房子也买不了了。”郑洪说，“仗着谁都没想那么细，这事儿就办起来了。”
除了现金，桌椅、床铺，锅碗瓢盆都是募捐来的，就连纸和信封，也都是募捐来的。和小学不同，初中增加了物理、化学、生物课等基础科学课程，“大蒲公英”还找到资源给学校捐建了简易的实验室。
从4月到8月，20个娘子军天天开会讨论办学招生事宜，与一般民办学校不同，她们一开始就想到，要办学，需要取得政府的支持。大兴区区长、副区长、主管教育的区委经常被邀请到校参观，从校舍破土动工，到7月开办学生夏令营，到8月开学典礼，9月运动会，学校一有活动，郑洪就请区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参观。
2005年12月，大兴区委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调查了在校所有员工的人事档案、教师合格证、财务、安全、课程设计等等方面后，给蒲公英中学打了90多分的高分（百分制）。
2006年1月，蒲公英中学收到了《关于同意成立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的批复》，“蒲公英”终于可以落地了。
发现北京 发现自己
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女，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为了能父母照顾下长大，他们跟随父母背井离乡，但父母为了谋生，往往无暇照顾他们；家乡的小学与城里小学在课程与教育水平上的差距，使得他们无法融入新的学校，地域和出身的歧视，对城市公共设施的陌生，更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第一个学期，请心理学专家来给孩子上课。当被问及“你是否觉得自己很重要”时，一个班30多名学生里只有三个孩子举了手，理由是：在疼爱自己的爷爷奶奶面前，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没有举手的孩子的感受也大体相同：被冷落、忽视，排斥，灰溜溜的。
郑洪的感受更直观，“这些孩子都心事重重的，家庭动荡、贫困、矛盾、伤病，生活现实里的东西把孩子的心都装满。”
对北京，他们也没有好感。老师让他们一个词语形容北京，得到的答案却全是负面的——“小”“脏”“没有绿色”。
在郑洪看来，他们不只是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他们的心态也处于城乡结合状态。
学校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克服对城市生活的陌生，并且建立起自信。于是，学校募资定期让全校孩子出去游览北京：长城、圆明园、植物园、博物馆……走了一圈以后，孩子发现，其实北京挺漂亮的，公园里也有许多绿色，有人拉二胡、唱京戏，亭子的柱子上雕着很多龙，博物馆里的好多东西，他们以前都没有见过。
帮孩子们建立自信，则没有这么容易。郑洪想到的办法是，培养他们的各种兴趣，让孩子们发现自己。
学校后院有一面墙，30多米长，四五人高。墙上画着一条金灿灿的龙，龙角、龙头、龙爪、龙尾惟妙惟肖。龙身周围写下了中国的发展历程：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每个朝代都有代表性的故事，大禹治水、甲骨文、四大发明等等。
这幅画是八年级学生李金廷一年前的历史作业的放大版。原作画在一张白纸上，那是六张A3的纸拼在一起的，历史老师一直把它摆在办公桌上。一说起这幅画，杜老师总是满脸得意，说自己是“伯乐”，发现了“千里马”。
入学不久的一节历史课，老师留了课题作业。七八个人为一组，以“中国龙”为主题，画下自己学到的中国古代史。
第二天，李金廷这一组就交了作业，一条用毛笔画的龙跃然纸上。老师惊喜地问李金廷是不是学过毛笔画？
李金廷摇摇头。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有人用毛笔画画，当时觉得有趣，就找了一支旧毛笔，照猫画虎地学，画树、花、鸟，后来还跟着电视节目学素描。在到蒲公英中学以前，他从没有上过一节正经的美术课。
历史老师让画龙，李金廷兴奋不已，当晚拿着发的纸跑回家，就开始琢磨。他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给姥爷上坟，看见墓碑上刻着龙，那条龙每片鳞都很清晰，龙脊上有锋利的毛，龙爪和龙牙尖尖的，龙眼很长，龙鼻上伸出两条长须，最美的是龙角和尾巴。
李金廷凭记忆用一晚上完成了作业。
老师发现李金廷爱中国画，爱研究古代艺术品，就鼓励他参加学校的历史和美术兴趣小组，带他去历史博物馆参观。
李金廷在博物馆看到每件展品，都蹲下来，仔细研究。回来后凭记忆把它们画下来，山顶洞人用石头串的装饰品、夏朝用来祭祀的铜人、商朝的鼎……
画画带动了李金廷学历史的兴趣。几周的时间，他就把整本历史书读透了。每学到一个新章节，他就试着把书上讲的内容用画表现出来，从半坡原始居民住的茅屋到清朝的皇宫，每个朝代的服装特点、著名事件，他都烂熟于心。历史考试，李金廷每次都名列前茅。
老师于是让李金廷把学到的知识和学习的方法，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同学。两年前，李金廷还很怕别人嘲笑自己的四川口音，是个不敢在公共场合讲话的腼腆孩子，但听到同学们不断称赞他的“画学历史”法，他渐渐胆子大了。
后来，他担任了班级里纪律委员，负责组织自习，管理纪律，今年，他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主席。
从只有两人答对，到97%及格
王影是山东菏泽人，她的爸爸妈妈在大兴区青云店种菜。
城市里农民工子弟的受教育水平，用一道试题就可以描绘出来。
“请用汉语拼音写出：我是蒲公英的学生。”第一年招生时，100多个孩子里，只有两个人答对这道题。
之后，蒲公英又试过用城里小学的毕业试卷测验，学生的平均成绩是二三十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都及格的，只有个位数，最多的一年，也只有十几个。
英语老师遇到过一个更极端的孩子，只要一上课，就冲她嘿嘿傻笑，也不说话，也不学习，老师后来才发现，这个孩子连字也不会写。
但这个孩子却是让老师放弃了离开学校想法的人。
按学校要求，老师要求到这个孩子家家访，孩子哭了，给在老家的妈妈打电话问：“让老师去哪家访啊？”
原来，他妈妈本来在北京当保姆。雇主见她心地善良，就留她和孩子在家里住宿。可是，他爸爸突然生病了，妈妈回去照顾，为了能够留在北京上学，这个孩子就一直住在学校里。
知道他的情况后，老师就一直带着他，和他聊天，给他讲历史故事。他问，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是看电视知道的？老师冲他神秘一笑：你回去看看初一的历史书。
第二天，这个孩子红着眼睛找到老师，说：“老师，我看这本书，就跟看电视似的。”原来，这个孩子一晚上都没睡，把整本书都看完了。
这个孩子喜欢上了历史，又慢慢开始喜欢语文，一点点懂得如何学习。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后，他去深圳当了一名技术工。
老师也从这个孩子的成长中，找到了这个职业的成就感，放弃了离开的打算，一直工作到现在。
李金廷的同学桂敬静，小学6年，转了5次学，对学校的印象是，一天六节课全是语文数学外语，枯燥又乏味，放学回家，把书包往床上一扔就出去玩儿了，连打开书包的兴趣都没有。
但蒲公英中学不同，有许多兴趣小组，合唱队、辩论社、文学社、记者团、跆拳道……敬静一口气参加了6个。在辩论社里，桂敬静了解了很多社会新闻；参加文学社后，她写了很多作文，其中一篇《真情》被老师作为范文拿到各班分享；运动会上，桂敬静作为记者团成员，为校报写新闻报道……不仅如此，桂敬静当上了语文课代表，还成了“语文尖子生”。
不同行业的志愿者，也给蒲公英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气息。
李金廷能一口气说出40多名给他们上过课的志愿者老师的名字。教打篮球的是美国志愿机构的志愿者，孩子们可以用英语上体育课；小提琴乐队的义务辅导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家柴亮；学校里还有个非洲鼓队，也是志愿者义务辅导。
李金廷最喜欢的，是18岁的美国老师Jimmy。这个美国大男孩儿可不是来教英语的，而是负责八年级的思想品德课。
李金廷那时英语不好，但也经常跟其他同学一起，挤在Jimmy上课的班门口，听他讲课。
“感恩”这堂课，Jimmy讲的是豪猪的故事：豪猪的视力很差，身上有三万三千根刺，用来保护自己，豪猪为自己的特异能力感到知足，从不侵犯和伤害其他动物。
Jimmy还讲了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故事：家境贫寒的林肯没上过学，但勤奋努力，每天读书到深夜。长大后，林肯离开家乡独自谋生，什么活儿都干，认真负责，诚实守信，最终成为美国总统。
从每一个故事中，李金廷都会想到自己——我做得怎样？我应该怎样做。
上个学期末，Jimmy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李金廷跟同学们一起送他上车，一直看着车开出去很远，女生们哭着抱成一团。
“Jimmy夏天离开学校时说下个学期会回来，”李金廷说，“但是，现在……He is an angle.”回美国后，Jimmy不幸遇车祸去世了。
Jimmy为孩子们弹着吉他歌唱的照片还贴在布告栏里，每天中午，李金廷都会在照片前站一会儿。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学习的潜力。
教务主任成建芳老师回忆，曾经有个“问题学生”，白天抽烟喝酒、打架，晚上蹬坏宿舍的铁护栏，跳窗户去网吧玩。老师说，如果不学习，又影响其他同学，那只能对他劝退。每到这时，郑洪都很矛盾：我们办学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有学上，怎么能把他们赶出学校？
但一位捐资人劝她：为了更多的孩子，你得下这个决心。郑洪开除过几个学生，到了这个孩子这里，孩子哭着说：“老师，我学习学不好，但我力气大，我能帮同学换水。”
之后，这个孩子总是盯着班里的饮水机，只要看见没水了，他就扛着水桶去换；为了鼓励他，老师开始让他也负责宿舍生活，水管坏了，灯泡灭了，他第一个帮忙去修……久而久之，他再也不逃学了。
郑洪觉得，这些“靠兴趣带动学习”的做法，并非蒲公英原创，但恰恰因为蒲公英没有升学率的压力，使得这种方法能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展示。它像一座花田，让蒲公英一样的孩子们，在这里汲取营养，日渐成长。
蒲公英中学毕业生全部参加北京市中考，第一届学生初中毕业时，及格率只有66%，但这个数额每年都上升，后来一直保持在90%以上，2011年，更是达到了97%。
为了不成为农民工第三代
创办人之一、“大蒲公英”成员、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郝荃感触最深的，是他们招收第一届学生中，很少有孩子计划自己的求学生涯，大多数人想的都是，赶快混个初中毕业证书，赶快打工赚钱。然而随着学习能力的增强、视野的拓宽，越来越多的孩子计划在初中毕业后，继续读高中，或者读技校，在最近的2011年，119名毕业生中，有107个孩子在初中毕业后选择了读高中。
“大蒲公英”也一直在努力为初中毕业的孩子们拓展继续求学的道路。比如，广东佛山国华纪念学校，一所面向全国农民工子女招生的公益性学校，免费提供高中和大学教育，每年会固定为蒲公英保留一个名额；北京新媒体技师学校，为接收蒲公英学校的毕业生，开设了一个蒲公英班，提供助学金，保证他们继续求学的可能。2010年5月，蒲公英产生了第一位被国外学校——世界联合大学挪威学院——录取的毕业生，招生人士亲自到蒲公英学校来面试。
但是，这所非营利中学如何长远地走下去，以改变更多农民工家庭命运，郑洪仍不是很有信心。“城市社会和政策对农民工子女的偏见仍然很大，对政策有决定性作用的人，距离流动儿童群体太远，根本不了解这其中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
更现实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蒲公英中学已不再需要帮助，创办人的实力如此之强，并且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
事实上，蒲公英中学的运营依然艰难。到这里来任教的老师，大多把这里当成在北京的临时落脚点，一旦有了更好的选择，就会离开，因为条件艰苦，有的老师两天都没坚持住就走了，最严重的一个学期，80%的老师都离开了，有个班一学期就换了4个班主任。当然，经过这么多年，沉淀下来的老师都是真正热爱这些孩子和教育的人，李金廷的班主任老师陈卫华老师就说，“这些孩子不一样，他们懂得感恩，知道谁对他们好。”
7年来，办学费用也一直在随着CPI上涨。从房租，到水电煤气费，到教师工资，再到生活补贴、奖学金、助学金等。学校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蒲公英社会企业，隶属于蒲公英项目，通过销售有蒲公英特色的产品，如学生们的绘画、手工，赚得利润反哺学校。这个企业唯一的员工窦春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通过企业给学校带来的资金约有100多万，然而，全校700名师生一年的办学预算已经超过500万元。
能够坚持七年的动力，大概就是看到很多像李金廷一样的孩子，在蒲公英中学找到了学习的乐趣，以及人生的目标。
李金廷最近的目标就是考上国华纪念学校，如果能考上，就不用再为上学的费用发愁，如果考不上，仅靠父母作木匠的收入，大概很难再读得起书。
夜里11点，他依然在昏黄的灯光下读书。家里没有暖气，他守着炉子、裹着棉衣，嘴里念叨着课文。父母把李金廷在学校里得的奖状、画的画都贴在床边的墙上，每天睡觉前，都要把脸凑过去，看上半天。 ★
2012年01月13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王臣 甄宏戈
http://news.sohu.com/20120113/n33208274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