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朋友”与农民工子弟交朋友

7月26日,吴春京刚走进蒲公英中学初二3班,一个女生就抓住了她的胳膊:“阿姨,你给我找个大朋友吧,看着别的同学有大朋友,我特羡慕。”
吴春京是美新路大朋友项目的负责人,已经帮这里的80多个学生找到了“大朋友”。这一次,她仍笑着回答:“好啊,没问题,阿姨会尽快给你找一个的。”
“每个孩子都有成长中的小秘密,尤其是在13到16岁左右,有些话他们不愿跟父母讨论。加之现代社会竞争激烈,或者父母忙于工作,或者是单亲家庭,或者是来城务工的农民工家庭,他们的孩子就成为‘大朋友’关注的对象。”吴春京说,她希望大朋友项目的志愿者能和这些孩子成为好朋友,帮助他们彼此建立信任,并通过用心交流和一系列活动,开展长期的、一对一的心灵关怀服务。“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志愿者。”

一个帖子引来了
一个志愿者小分队

“我当时参加了‘大朋友’的培训,后来就在学校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没想到竟得到了二三十个同学的响应,现在我们学校在‘大朋友’登记注册的正式志愿者有21个。”昊天笑着说。他是北京某大学的研究生,也是“大朋友”在蒲公英中学的第一批志愿者。
昊天的小朋友叫小由(化名),“我尝试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去跟小由交往。志愿者要求是两个星期来看小朋友一次,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过来。每次我都会给小由讲一个名人小时候的故事。小由是河北人,我就把所有河北的名人事迹收集过来,给他订成一个小册子。我还让他写日记,我告诉他我不会检查你的日记,但我希望你能坚持。”昊天不紧不慢地陈述着他跟小由相处的点点滴滴。
昊天说,前几天晚上12点,他在QQ上看见了小由,“我并没有训斥他,告诉他应该马上回家,我先跟他聊,了解情况。”后来,小由告诉昊天自己离家出走,又主动回去了。“小由告诉我,家的感觉真好。没想到,他会说这句话,我觉得他懂事了。”

玉兰花儿香

刚来北京时,玉兰很内向,常常躲在人后,不爱跟人说话。玉兰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多年,爸爸受雇于一家铁艺作坊,妈妈腿有残疾,经营小卖部。每次玉兰和家人在一起,妈妈总是不断唠叨父母多么不容易,这让初来北京的玉兰愈加不愿跟人说话。
当玉兰认识了嵘嵘后,她开始喜欢与同学主动交往,学习动力也越来越强,每次考试,总能考到班里的前几名。“嵘嵘姐一直鼓励我,那次大小朋友一块交流,我在人前朗诵郭沫若的诗歌,嵘嵘姐特别高兴,还主动跟她的朋友发短信夸我呢。”玉兰大声地对记者讲述自己跟姐姐的故事。“有一次姐姐请外国朋友吃饭,我还主动用英语跟她们聊天呢!”玉兰有些骄傲地笑了。


大朋友成了班主任

蒲公英中学校长郑洪说:“我们知道‘大朋友’是一个好的项目,但是你永远不能预测她能给你带来些什么。”
大朋友孙宏程当了蒲公英的班主任。他今年26岁,大学毕业后曾做过一年半左右的记者。“原先的工作让我找不到方向感,我很郁闷,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孙宏程说。
“我常听‘知心姐姐’,我渴望能参与其中,后来就成了大朋友。”孙宏程有些急迫,语速一下子加快了,声音也提高了,“我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觉得两周一次,或者一周一次,带给这些孩子的东西太少,我希望能为他们做更多。”第一次给孩子们讲课之后,一个同学把他送了出来,对他说:“你讲课有意思,我听懂了。”这句话让他一路笑着回了家。
现在每月只挣1000块钱左右,不足过去的一半,但孙宏程说,他找到了快乐。“”这些孩子让我再次经历了不一样的童年,我的人生加倍了。”
美国的特殊教育专家Mereu告诉记者,在美国,大朋友主要集中在单亲家庭,他们周末带孩子出去玩,像孩子的父亲、导师。“在中国她的范围扩大了,值得我们借鉴。”

严格选择大朋友

“大朋友”也遭遇过误解,家长害怕孩子会被带坏,害怕影响孩子学习等等。“但现在有些家长都会主动找到美新路。”吴春京介绍,大朋友项目选择志愿者很严格,还有专业培训。
最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系老师李燕平,给结成对子的小朋友作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小朋友内心很希望有一个人陪伴他们,理解他们,关心他们,而这个人又不同于父母和老师,这个人给予小朋友的是心灵上的支持、鼓励、肯定、接纳、包容和赞许。小朋友也反映,跟大朋友相处,让他们长了见识、提高了自信。
李燕平在调查中也发现,小朋友对大朋友也有自己的标准,标准还不低,他们希望自己的大朋友表现大方,知识面广,经验丰富,在交往中还要求大朋友用心、守时、重承诺。

(作者:赵策 来源:公益时报 日期:2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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