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中学采访手记
主任下午临时有事，公司司机开着一辆夏利2000载我去，车行驶不到一个小时后，达到目的地——蒲公英中学。
学校大门是很结实，校长在一个校工的帮助下为我们打开铁门，和校长书记和副校长分别握手后，进入他们的简易会客室。女校长是中年妇女，曾经在美国待过几年，有博士学位，全面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女副校长原来是辽宁电大系统的一老师，后来考入北京师大，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主管教学；书记是中年男人，没有介绍他的从业背景，我想至少“教育和政工经验很丰富吧”，主管政工。这是这所学校的三驾马车。
在我简单说明了一下此行的目的，他们大概介绍了一下学校的情况后，领我参观正修葺中的在半个月后将迎来第一批学生的校区。其实在临时会客室的窗户里已经可以一眼把学校的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以及食堂看个清楚。
中学在一个厂房的基础上改建。目前招的所有学生是全国各地在北京大兴区工作的打工者的孩子，第一批学生上课的教室里的基本设备已经配齐——其实也就是课桌，椅子罢了。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里试验桌也已经到齐，但试验仪器还没有着落。机房里的代课老师是来自农业大学的一个大四女生作为志愿者已经为学校的夏令营义务上了10多天课。她在给学生指导上机，黑板上写着“复制”“粘贴”“剪切”等基本操作命令；电脑也是受捐而来，但“极不稳定，经常死机”。学校食堂在前天的大雨中受到冲击，厨师长手下有两个校工，他们将解决300多人的吃饭问题。能容纳8个学生的小宿舍，有四张床，上下铺，两台电扇，没有衣橱，采光量很差。这可以想象，几乎中国老工厂车间的格局就是那样。
再次回到会客室，我对学校的整个格局基本了解。随着就我们杂志社很关心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将决定杂志社是否与学校合作以及如何合作一一询问。校长是主力，副校长和书记做补充。
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在后来和8个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的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生座谈时。年龄最大的14岁，最小的12岁，将分别就读该校的初一和初二。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表示，“学校（情况）好多了”!这真让我感到意外。随着我问为什么会感到好多了。在他们的口里得知他们原来的学校的大抵情况：同学经常有抽烟喝酒甚至打人的；老师很容易发火，而且水平也不够“以前学的所有英语（知识）还没有我们在这次夏令营十几天学到的英语多”；伙食很差；冬天，屋里暖气的温度比较低，冷。……那些孩子确实很单纯，在我去参观他们教室的时候，一个学生很有礼貌用普通话和我招呼：老师，您好。
他们还说，他们喜欢在学校里，和这么多同龄人在一起生活。当我问起他们以后想读大学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沉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而家长的最大愿望大多是想给孩子找个环境说的过去的地方待着,“不要出事就好”。大学，甚至重点高中，都是他们没有想过的事情。
校长告诉我，她曾经在北京这样的子弟学校做过志愿者，知道那些投资弟子学校的商人究竟是怎么操作的。
即将到任的老师从人才市场招来，基本是普通高校正规本科文凭，但基本也是外地教师，年龄从20多到50多不等，老师并不能解决北京户口，但他们的待遇“是北京打工子弟中学的最高水平的1。5倍左右”“如果他们仅仅把我们学校作为进入北京的一个跳板，我们同样不要”。后来，和今年刚从某大学毕业过来的一个小伙子聊的时候，当他得知我的工作情况后，表示很羡慕我目前的状态。从他的语气看出来，恐怕那里真的是他的“一个跳板”。这对学校领导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他还是刚毕业，没有顾及当时书记也还在旁边。
教师这一块，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招到合适的英语老师和计算机老师。计算机老师将负责机房所有机器的维护，还有学校网站的建设，责任很重。他们认为，英语和计算机是热门专业，而他们的待遇不可能给出很高。如果实在困难，他们打算放低条件，这两个专业老师，专科文凭也行。
可以看出来，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一个挑战。这个学校非盈利性质在北京是第一所。打工子弟中学在北京有几百所，但都是盈利性质。蒲公英中学办学所需要的资金一部门来自学生学费，其他的来自社会捐助。
教学资质得到当地教委的肯定，从初中教育开始起步，未来还要办高中部和职业职业部。当地教委也很支持他们的事业，打算为他们解决两台乒乓球台。学校总面积10亩，除了校舍就是草场，空间并不宽裕，所以乒乓球台的摆放位置是个问题。
我看到的那些设备包括基本是社会捐助。方正集团打算捐50台电脑，如果到位，那么将是他们接受的最大一笔捐助。8月2日，来自美国的一个20多人的教师代表团也参观了他们的学校。可能在接下来，他们会有合作或者捐助。据他们介绍，前不久，同在大兴区的公安大学捐来了几十张旧的办公椅，我屁股底下坐着其中一张。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一个年青人和一个摄制小组在我们交流时来到学校。一个大胡子导演，据介绍以前是阳光卫视的“大导演”。大胡子一番慷慨成词后，我大概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为中国上亿儿童拍摄好的电影节目”（这让我想起在南京参加的那次“百年建筑”记录片拍摄事情来），需要学校给他们找几个适龄学生，他们开座谈会，想了解这个年龄的孩子内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在他们看来，这所学校的学生的内心应该很单纯，他们所说所想无疑具有代表性。
5点左右，我们回城。车子经过旗杆时，想起校长说要打算在旗杆两边立碑，上面写上捐助个人个机构的名单，让学生时刻记住是谁帮助了他们上学。我和我一起回城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一个哥们聊起来，大家都想为学校做点事，但哥们说这“需要缘分”。确实，有的事情，我们还无法也无力改变。
（鲍有斌 200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