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2000名北京“流动儿童”

2017-07-27

 

 2017年07月27日 07:50 来源于 财新网

 
办学12年,这所学校为北京的2000多名流动儿童提供了一张课桌。从这张课桌起步,有人找到了不一样的人生出路。当学校陷入困境,曾经因它而改变的孩子们发起了行动

【财新网】(记者 陈少远 实习记者 任芳言 蔡家欣)从小生长在北京的打工子弟李志鸿要去美国上大学了。

  今年8月,他将背上行囊,去往美国本宁顿学院——一所以通识教育和艺术教育见长的文理学院。

  去年冬天,录取消息飘洋而至。李志鸿感到庆幸,“如果(当初)回了老家的话,我的路完全不一样。”

  转了一季,一个坏消息在春天传来——他的母校,农民工子女学校蒲公英中学的旧校舍要拆了,新校舍又因为缺钱停工了。

  “(学校)有很多孩子,(他们)怎么办?”在有着超过800万流动人口的北京,位于北京南五环的蒲公英中学是迄今唯一一所非营利、公益性的农民工子女学校。2013年,李志鸿从这所学校毕业,先到河北一所高中就读,次年被世界联合学院中国常熟分校录取,在两年学习后,圆了大学梦。

  李志鸿决定在上大学前为母校组织毕业生筹款。蒲公英中学办学12年,共接纳了超过2000名流动儿童。

  李志鸿要找到他们,发动他们喊一嗓子,“以毕业生的角度回来帮学校,其中的涵义更深,(无论)捐多少都行。”

  他掰着手指数:一间教室造价31万多,蒲公英中学2007年到2017年的毕业生每人捐100元,能给母校募捐一间教室吗?

  李志鸿发动了中学时的老师和同学,想把消息传播给四散各地的“蒲公英”——根据这所学校对毕业生的追踪统计,有超过95%的毕业生继续接受了高中教育,其中不乏辗转考上一本或者二本大学的。另有7个孩子像李志鸿一样,从北京城乡接合部的课桌走向国外的大学。

  反哺行动

  因为大兴区的整体建设计划,蒲公英中学的旧校址面临拆迁。

  2014年,在大兴区政府支持下,蒲公英中学在距离旧校址200米处租得一块公共服务用地,用来建设新校舍。但因为近3000万的资金缺口,让已进行了60%的新校区建设工程一度停滞,从2016年10月停工至2017年7月初。

  学校的老师们很着急。如果今年建不好新校舍,师生就要留在旧校址过冬。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为治理雾霾,北京冬季禁散煤,老校区没有其他渠道可以取暖。

  新校舍建设如箭在弦上。蒲公英中学发起了筹款项目,很多对它有所了解的人伸出援手。李志鸿和其他毕业生也行动起来。

  范林(化名)在筹款项目中捐了两次款。他比李志鸿晚一年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后来上了北京的一所中职学校,去年毕业,现在在北京一家设计公司工作。

  每个月范林都将超过一半的工资上交给父母作家用,在剩下的生活费中,范林拿出四分之一捐给了母校。数额不多,他对此表现得很不好意思,“能力有限”。

  “蒲公英是对我影响最大最深的学校。”为筹款项目吆喝时,范林在朋友圈写道。这所学校是他不平顺的求学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岁时,母亲带着范林从河南老家来北京,和在此工作的父亲团聚。上完六年公立小学,父母考虑他未来要回乡高考,提前送他回家上了初中,由爷爷奶奶照管。但在“当了两年留守儿童”后,范林“不想上学了”。

  父母不愿让他就此失学,又将他接回北京,到蒲公英中学重上初一,“因为成绩实在太差了”。

  在蒲公英中学的课桌上,范林捡回了丢失的学业基础,成绩也一路爬高,中考考了480多分——这个分数超过当时大兴区的平均分。

  在蒲公英中学里,和范林经历类似的学生不在少数。12年里,这所学校为来自河南、河北、安徽等25个省的流动儿童打开了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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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3文学社讨论活动。图自蒲公英中学官网

 

  “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可以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李志鸿告诉财新记者,学校的筹款项目发布后,有不少学生家长自动发动募捐,还有毕业生整个班学生都捐了款,“朋友圈被刷爆了,大家都在力所能及地转发和捐款”。

  旧厂房里的翻身仗

  大兴区老三余村是北京一个外来人口集聚的“城中村”,这里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长年“倒挂”,比例悬殊时,前者一度是后者的10倍。周围的几个村子情况类似。这些村子里的适龄流动儿童是蒲公英中学的生源。

  2005年,蒲公英中学的校长郑洪刚从美国回国,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的她计划和一群年龄相仿、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一起“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

  开办一所非营利性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进入了她们的视野。当时的北京生活着大约50万学龄流动儿童,有200余所所谓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没有一所初中。这些学校还多是家庭作坊式运作,“找几间屋子, 找几个人来教语数英,开个小卖部、食堂,就能挣点钱”。

  只有小学,这些孩子完不成义务教育。郑洪和她的朋友们想办一所非营利性质的流动儿童初中,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接受合格教育的机会。

  他们租了一间废旧工厂,将厂房切割改建成教室,放进课桌,学校办起来了。取名“蒲公英”,因为和学生的经历相似——四海为家,落地生根。

  郑洪形容,在简陋的课桌上,许多孩子打了一场“学业翻身仗”。

  初进校门时,他们的学业基础“千疮百孔”。2005年,学校招收了第一批60多个孩子,入学考试时让他们用拼音写“我是蒲公英的学生”,只有两三个孩子写对了,测试外语和数学,也只有零星几个人能及格。

  “应该上七年级的孩子,很多孩子的基础还在三四年级。”郑洪说,看到这些,理事们愈发增加了一种必须要把学校办起来的意愿,“如果不补上这一截,他们就要走向社会,要打工了,就没有机会再受到义务教育了”。

  而当学生毕业时,绝大多数人都继续求学。以2017年蒲公英中学的126名毕业生为例,有120名参加了北京的中考。卷面成绩也显示,蒲公英中学学生中考的及格率2007年仅66%,近年则维持在95%以上。

  与这一数字形成对比,在中国农村地区,初中学生的辍学率正不断上升。《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披露,在中国部分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不到70%,连片贫困地区甚至不足50%。

  蒲公英中学的办学成绩逐年变好,大部分校舍却逐渐破损,三个教室区有两处已成为危房,校方不得不逐年减少招生和班级数量。

  老师们发愁,由于招生限制,他们每年都要考虑“谁更需要这张课桌”,“是家庭情况经济更困难的,还是家里有老人或病人?”。

  他们期待可以尽早搬进新的校舍,按照规划,新校区可以容纳800名学生和近100名员工住宿、学习和工作,未来那里将有18个50人一间的普通教室和12个专业教室,还配置有风雨操场、图书馆等。而现在的蒲公英中学,厂房早已破落,仅能容纳449个学生15个班级。

  附近流动儿童小学的小学生也在期待新校区的建成,他们常在蒲公英中学的老师对他们的哥哥姐姐进行家访时问到,“新学校什么时候建好呢”“建好了我就可以去上中学了”。

  蒲公英,飞到东,飞到西

  李志鸿还有一个计划,要召集学校的毕业生,拍个视频,让他们“说说母校”,帮助学校筹款。

  回忆蒲公英中学,去年刚考入河北固安一中上高中的陈笛(化名)最得意的是自己的英语成绩,“刚来(学校)时我26个英文字母的后面几个都背不顺溜,最后英语中考考了113分 ”。到了高中,他发现自己的英语语感和发音比身边的河北同学都好得多。

  “好机会太多了,比如杜克大学的长期助教,还有哈佛大学的学生上他们特制的教程。”蒲公英中学里活动丰富,“学得也轻松”,在陈笛眼里,英语变得没那么难,他对学习的兴趣和自信慢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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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兴趣小组活动。图自蒲公英中学官网

 

  “让学生有兴趣学习”,蒲公英中学将此列为教育理念之一。“到了初中,他们岁数也大了,本来基础就差,如果还是应试训练他们可能就会厌学甚至辍学了”,郑洪告诉财新记者,蒲公英中学每个学期都会根据学生的成长需求设立20至40个兴趣小组和10个左右的夏令营,主题覆盖管乐、戏剧、编程、绘画、造纸……由年龄、职业各异的志愿者来给孩子们上课。各种资源也被活用,比如学校的保安师傅也可以开一门修车的课,“报名的男生不少”。

  蒲公英中学的办学者抱着这样的办学理念,这些农民工子女自身资源有限,生活的世界可能只局限于城乡结合部的一片天地,“那么就把世界带到他们面前”。

  这所开放的学校,长年“流动”着各种志愿者。2015年,共有1974个志愿者在这里贡献了将近25000的小时的志愿服务。其中包括451人次和几个长期支教的外国志愿者。

  李志鸿就是这样被点燃梦想的。刚进蒲公英中学时,他内向、胆怯,常常低着头不敢和任何人说话。随后在学校里和外国志愿者结成好友,英语进步飞速,还长了不少见闻,“视野开阔了,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这也决定了他在高二时选择去试试世界联合学院的面试。这是一所面向世界招收优秀学生,在全球开设有17个分校的学校。它通常提供两年制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录取率仅5%。2015年9月,世界联合学院(中国·常熟)在中国开学。李志鸿是它的首批学生。

  “我喜欢交朋友,所以我想如果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在一起,会非常有意思。”李志鸿当时已做了决定,若世界联合学院没有录取他,他可能会回河南老家参加高考,“虽然我也不知道参加高考,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

  世界联合学院是蒲公英中学为这些流动儿童寻找的出路之一。在12年里,包括李志鸿在内,共有13名蒲公英中学的毕业生走上了这个出路。

  还有位于广东佛山的国华纪念学校,这是一所面向全国的贫寒子弟的公益学校,免费提供高中和大学教育。早在2007年,蒲公英中学就开始组织学生参加这所学校的考试。

  今年,蒲公英中学还与澳门理工学院、昆山杜克大学合作,为毕业生争取了全额奖学金名额。

  而对于大多数学生,主要的出路是升入高中。为了补上孩子们在入学前失落的学业,学校要求学生寄宿,并常在晚上和周末开设培优和补差班,帮他们追赶成绩。

  “我们的老师比其他学校的老师都辛苦得多。”在李志鸿口中,老师对自己帮助很大。陈笛很得意于自己的英语老师,“蒲公英的孩子们好好学英语的话,到初三肯定遍地都是115分”。虽然这里的老师一度流失率很大,现在这所学校,教龄达到5、6年以上的已经占至一半。

  “教育不神秘,我们的教师不是名牌学校毕业, 但是他们能把入学及格率不足5%的一群学生在3年之后让这些孩子都过了中考,同时还没有耽误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 。”郑洪也感念老师的付出,“初中阶段对孩子们很有意义。不是说分数有多重要,而是他们只有达到及格线,才有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学习。”

  “我们不是扫文盲的角色。校长的想法是要提供优质的义务教育,而不是让打工子弟有学上就可以了。”在蒲公英中学教师赵凯的理解里,这所学校坚持数年办学,目标始终是要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以实现更丰富的人生,“他们对教育的渴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2900万资金缺口

  2015年5月20日,蒲公英中学新校舍奠基。人群散去后,工人们举着安全帽让学校的理事郝荃帮他们在工地前照相。“他们互相招呼,那么高兴。” 一个工人和郝荃说,“这是给我们的孩子盖的(学校)”。

  因为资金中断,新校舍工程于2015年10月底停工,这些工人们只能先散去再寻活计,“他们也没有办法”。

  许多人在为这所特殊的学校奔走募款。募捐渠道开通后,蒲公英中学募集了超过80万资金,但仍有近2800万的缺口远未填上。郑洪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她继续为筹款建新校舍奔忙。

  “现在等于是学校的2.0阶段 , 以前办学校是一个事, 现在是一个事业。”郑洪觉得,学校已介入流动儿童教育这个社会问题这么多年了, 就应做出更多贡献,“松不了手了, 责任在这”。

  李志鸿体恤校长辛苦,这个少年每天看着只比他小两三岁的初中生在校园里上课、游戏,无忧无虑,他想,“孩子们真幸福,什么都不用考虑,因为有上面(校长)顶着”。

  12年来,这所打工子弟学校招收的孩子在变。头两年来的孩子多数失学了几年,重上初一时已经十六七岁,而现在进入学校的孩子基本都是十一二岁。但这个群体的教育缺失和他们的家庭动荡对孩子心理产生的影响一直严峻,“这些问题的存在,让我们看到蒲公英学校存在的意义,我们一直在正面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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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篮球兴趣小组。图自蒲公英中学官网

 

  蒲公英中学做过统计,家长们自身学历水平不高,但有相当比例都希望孩子未来能上大学。

  郝荃记得一个家长来开家长会,在走进教室前,特意到树丛里脱了在工地上穿着的脏T恤衫,换上一件干净的带领的短袖,“家长们都信任和尊重学校”。

  “他们把孩子送来,如果不给他们的孩子一个好的教育,他们的路仍会被延续。”蒲公英中学的办学者认为,学校对孩子们造成的改变,不是以是否考入一个名校、挣多少钱来衡量,而是希望向外界传达一个正向的例子,“ 每个人的家庭都很不容易 ,但(孩子们)在这里是很开心,并且未来会更好”。

  “怎么说呢,像privilege。”李志鸿用这个词形容自己的求学路。他感觉自己目前为止的际遇像被命运优待了,“一个很小的因素,可能(人生)就不可控了。”

  郝荃也很高兴看见学校倡导的公益文化在孩子们身上传承,“他们很有爱心”。去年蒲公英中学开夏令营 ,70余个志愿者中有 25个是学校曾经的毕业生,其中就包括李志鸿和范林。

  为了帮学校筹款,李志鸿还在继续开动脑筋。他想了想,把发动毕业生募集一间教室这笔账推翻了,“每个(毕业生)家庭情况不同,不能期望每个人都能捐100元”。也许募捐一间宿舍容易些,一间宿舍的造价才7万多。

  这个少年即将开始全新的生活。谈到理想,李志鸿说自己以后也想开学校,“我们会成为社会的顶梁柱。教育很重要,孩子们的教育跟不上的话,社会会落后吧?”

  附:蒲公英中学新校舍项目

  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为蒲公英中学开通的捐赠通道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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