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中学:为农民工子女打翻身仗

2015-04-14

 

 

 

  蒲公英中学于2005年春季在北京市大兴区成立,是北京市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经政府批准的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非营利中学,8年间,共培养毕业生1342名。

四川女孩桂敬静。摄影/甄宏戈

  2012影响中国 年度教育人物
  获奖:蒲公英中学
  提名:常青义教
  获奖理由:
  蒲公英放飞梦想,但根植大地。20多位商业、金融及法律领域的高知女性,本着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回馈社会的朴素意愿,用业余时间创立并维护了一块鲜为人知的园地——北京市蒲公英中学。这是北京市唯一一所专门面向农民工子女的公益中学,已默默坚持了七年。她们将学校命名为“蒲公英”,是希望这所学校成为一方饱含营养的土壤,为那些四处飘摇、蒲公英种子般跟随父母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子女,提供更多公平教育的机会,并使他们找到学习的乐趣、人生的梦想,以及奋斗的目标。

  蒲公英中学:我们在做一件本分的事
  蒲公英中学于2005年春季在北京市大兴区成立,是北京市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经政府批准的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非营利中学,8年间,共培养毕业生1342名。
  本刊记者/王臣

  近十年后,描述起走访北京打工子女学校的情景,郑洪仍然激动:教室窗户是纸糊的,门用木栓抵着,孩子们的手在冬季冻成了胡萝卜,常常一名老师要负责6个年级的课程……
  “孩子们在这里只能完成扫盲,离义务教育的标准还差得远。”在过去8年中,郑洪和十几名社会精英层“娘子军”一起,创办了北京第一所专为农民工子女开办的非营利性中学——蒲公英中学,至今,仍是唯一。
  郑洪被推举为校长。她喜欢与老师们分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故事:这个19世纪的瑞士人,38岁开始推进贫苦儿童教育计划,深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发展机能与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这个标杆一直支撑整个“蒲公英”团队,“不光要给这些孩子进学校的机会,而是给他们一个受好教育的机会,”年过六旬的郑洪挺直腰背,“办教育不应该是个短期行为,真教育值得往下走,也应该往下走。”

  “值得做、不会错的事”
  郑洪脸上总挂着和蔼的笑容,声音洪亮,习惯性地,她把所有农民工子女都叫做“咱们孩子”。
  她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在美国深受公益慈善文化的影响。2003年,她从美国回北京后,加入了一个“娘子军”的朋友圈儿,这些人大多来自社会精英阶层,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夫人Sarah T.Randt,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小玮,“艺术家无国界”组织创始人叶蕾蕾,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合伙人郝荃等。
  人至中年,事业有成,这些妈妈们都产生了共同的意愿: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之余回馈社会,寻找更多的人生价值,“岁数大了,不再有时间晃悠了,得做一件不浪费时间、错不了的事”。
  郑洪提议,不如为打工子弟办所学校——打工子弟是身处城市边缘的穷孩子,义务教育又是必须要进行的教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本分?”
  提议一出,没人反对。
  此后半年,郑洪和中华女子学院老师张健走访调查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结果令人吃惊。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北京有50万农民工子女,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但没有一所初中。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小学毕业后,要么提前走上社会,要么与父母分离回老家继续求学。
  2005年,“娘子军”们决定创办一所非营利中学,专收适龄农民工子女,郑洪被推举为校长。校址选在南城一家废旧的工厂里,她们最初去看时,院子里遍地是蒲公英花,饱满又灿烂。
  学校就取名为“蒲公英”——蒲公英虽小,随风四处飘摇,但只要给它一块土壤,就能落地生根,如同农民工子弟的命运。“娘子军”团队顺势自称为“大蒲公英”。她们忙着改造学校、招生、不断“化缘”。凭着各自的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款项很快筹齐,桌椅、床铺,锅碗瓢盆,甚至纸和信封,都是募捐来的,她们还找到资源给学校捐建了简易的实验室。
  筹备之初,20多个“母亲”每天开会讨论,回想起那段日子,她们觉得“像是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再次得到满足”。
  “过了50岁要想再做事情,不能只停留在表达良好愿望或评论社会问题的层次上,”郑洪说,“我们有说到做到的能力。”

  “蒲公英”就是大环境的缩影
  理想总要面对现实。很快,“大蒲公英”就发现,学生的知识水平远不及她们的想象。
  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读完小学六年,孩子们随父母漂泊,不断转学,最严重的六年内转学十几次。
  “请用汉语拼音写出:我是蒲公英的学生。”第一年招生,100多个孩子里,只有两个人答对这道题;此后平均每年700多名学生参加入学考试,语、数、外三门及格的只有个位数,平均分只有二三十分。
  郑洪觉得这个数字很可怕,“按700多孩子只有十几个及格的比例,全国2000万农民工子弟,不及格的有多少?”
  农民工父母为了谋生,往往无暇照顾孩子;家乡小学与城里小学在课程与教育水平上的差距,使得他们无法融入新的学校;地域和出身的歧视,对城市公共设施的陌生,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还有的孩子为了分担家庭负担,小小年纪就打工了……
  “这些孩子都心事重重,现实生活里的东西把孩子的心都装满了。”郑洪说。
  第一个学期,请心理学专家给孩子上课,当被问及“你是否觉得自己很重要”时,一个班30多名学生只有3个孩子举手,并且只是“在爷爷奶奶面前,觉得自己重要”,其余孩子的感受都是:被冷落、忽视,排斥,灰溜溜。
  对北京,他们也没有好感。老师请他们用一个词形容北京,答案是:小、脏、没有绿色。
  在郑洪看来,他们不仅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心态也是城乡结合状态,“办学校面临的困难,绝不是开了学校的门,让他们来读书就能解决的”。
  那一刻,郑洪觉得,学校成了一个观察社会大环境的窗口:从孩子们的状态,可以深刻感受社会的状态;通过孩子们的感受,她们也在反思,这个城市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烙印。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
  学校首先做的是努力克服孩子对城市生活的陌生,并建立起自信。
  所有老师都要对新生家访,了解家庭情况、生活处境,并记录在册;全校学生定期游览北京:长城、圆明园、博物馆……孩子发现,北京挺漂亮,公园里也有绿色,博物馆里的好多东西,他们都没见过;“大蒲公英”还想到,要培养孩子的各种兴趣,才能帮他们发现自己,建立自信。
  绝大多数老师都住校,和孩子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他们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感情弥补了学生很多社会心理的需求,学生觉得有人关注他,自己值得努力,有价值。”郑洪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
  化学老师高丽君大学毕业后到校任教,最初只是出于理想主义,但6年后,她无法放弃这份工作,更多是因为和孩子们建立的感情,以及从中找到的特殊成就感。
  她的一个学生曾是全校出名的“问题生”,初三以前,所有科目不及格,还打架、骂脏话、欺负同学。初三这一年,新增了化学课,从零起步,高丽君一点点教起,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第一次年级考试,这个学生及格了,他兴奋得举着卷子,在教室里狂跑,撞见高丽君,一下抱住她,高声喊着:“我及格了!”
  他爱上了化学课,每堂课都听得认真,高丽君鼓励他用同样的劲头学习其他科目,半年后,这个学生的各科成绩有了质的飞跃。
  值得欣慰的是,蒲公英中学的大多数学生,都在向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努力。
  第一届毕业生参加北京市中考的及格率只有66%,如今,这个数字已稳定保持在90%以上;2012年,全校毕业人数158人,94人在北京或回老家读了高中,56人上了职校;8年中,还有一名蒲公英毕业生成功获得了UWC世界联合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赴挪威深造。
  说起这些,郑洪坦然地笑起来,“就打翻身仗的力度来说,我不知道有谁比蒲公英的孩子更厉害。”
  但是,这所非营利中学如何长远地走下去,以改变更多农民工家庭命运,郑洪仍不是很有信心,“社会和政策对农民工子女的偏见仍然很大,对政策有决定性作用的人,距离流动儿童群体太远,他们应该走近些,看看其中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孩子们需要什么。” ★

2012-12-27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8165.html


 

Copyright © 2005-2015   中国·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

www.DandelionSchool.org    pgy61288964@163.com Power by DedeCms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 邮编:100162

京ICP备14051327号 Powered by DedeCMS